圖片：戰後台灣烏龍茶的發展根據地，鹿谷凍頂山的視野。
十九世紀的台灣，當時的烏龍茶乃承襲自中國閩北的製茶技術，因為受限於保存方法尚未進步的因素，發酵程度重，條索狀的茶葉香氣偏弱，但有著口感甘醇的優點，廿世紀下半葉，以鹿谷為根據地發展出來的烏龍茶，則融和了王水錦與魏靜研製出著重香氣的包種茶，及張迺妙兄弟引進的安溪鐵觀音的茶葉形態改良而來，經過焙製工序，發酵程度介於包種茶與鐵觀音之間，半球型形態，製作主旨已注意到茶葉香氣與滋味的均衡，1955年，名間鄉已出現這種半球型茶葉商品。
從1976年開始，經過連續幾屆鹿谷「凍頂烏龍茶比賽」，烏龍茶的製程安定了下來，茶葉原料也有了更嚴謹的規範，即使是相同的製程，但若不是採用1855年引進鹿谷的青心烏龍為原料，就不能稱作烏龍茶。
譬如1981年茶葉改良場正式命名的新品種金萱或翠玉，儘管也是運用烏龍茶的工序製作出來，卻只能稱作金萱茶或翠玉茶。
從而烏龍茶的定義，便由早期的製程工法連結到茶樹品種的運用了。
1980年代，烏龍茶成為台灣中南部地區全力發展的茶種，以鹿谷為核心，茶農廣闢茶園，這個品種在南投的種植面積高達六成。
此時，因為台灣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型態轉變，北部的農業用地不斷更改為工業與住宅使用，茶園面積縮減，加上中南部新茶區的興起，全國茶園出現了北消南長的變化，遽變前夕，北部茶園佔全國面積90%，中南部提昇至9%，東部為1%。
為了生存，台灣茶葉的發展帶有很強的彈性，由早期閩北系的烏龍茶，過渡到香片，繼而包種茶，然後紅茶，再到綠茶，外銷導向的市場因素，讓台灣機動地符合市場需求，並在國際局勢的轉變下進行茶葉輪動，屢屢轉危為安。
但，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烏龍茶商品跟國際市場斷裂了。
烏龍茶的製作風潮與國際市場的需求存在著一個矛盾，此時的紅茶早已成為國際市場的主流，但在並未應對建立海外市場的據點前提下，本土的茶農不斷地往烏龍茶路線挺進，就發生了茶葉生產過剩的情形。
從日本統治台灣的殖民期，茶葉便是長久以來的外銷商品，是國家收入的重要來源，因此施行著產製分離的茶廠特許制度，茶農負責茶樹栽培與茶菁供應，茶廠負責製造，透過強力的管制，保證茶葉品質穩定，計畫性地生產，進行外銷的統籌管理。
1981年開始，國際局勢變化下的台灣，縱使茶葉外銷量急遽萎縮，已低於15000公噸，烏龍茶的產量卻持續增加，必需有一塊新市場消納掉生產過剩的茶葉，剛好這個階段，台灣經濟起飛，消費力增強，茶葉政策轉而尋求內需市場的支持。
想當然爾，海外市場的批發買賣跟國內市場的消費零售是不一樣的，大製茶廠的生產作業性質，並不具備佈局國內零售市場的能力，那麼，到底要去形成什麼樣的機制，才能成功地讓那些多出來的茶葉轉往內銷呢？
1983年，台灣茶葉產製體制出現關鍵性的轉折。
這一年廢除了《台灣省製茶業管理規則》。其實打從烏龍茶的製技成形並商品化後，茶農私設家庭式製茶間的情形便不斷浮現了，《台灣省製茶業管理規則》的廢除，只不過是讓茶農明正言順，不經申請即可設廠，自行製造茶葉販售。
這個「還茶於農｣的政策實施之後，台灣茶葉的生產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變，茶農紛紛添購小型的生產設備，自產自銷成為常態，不再依循分工體系供應茶菁給大型茶廠，當時四百多家大型茶廠失去了穩定供應的原料，應聲倒地，轉眼間剩八十餘家勉強維持。
從外銷的角度論，就算今天，地區上的茶農要備具國際貿易溝通能力，把茶葉賣往海外都不是件簡單的事，而那個放牛吃草，小茶廠如雨後春筍出現的年代，茶農縱使因產製合一的過程解放，但要單打獨鬥面對海外市場，是有困難的。
因為農政單位的推廣及國內市場的消費誘因，烏龍茶已成為茶農間爭相製作的商品，從南到北、由西而東的茶區，正如火如荼漫延。
1985年，不斷成長的烏龍茶，超越了綠茶的外銷量。綠茶的衰退並非偶然，自1971年代以來台灣外交接連受挫，中國加入了市場的競爭行列，另烏龍茶外銷日本也產生了排擠效應，這個結果，適度地詮釋出緣茶內外交迫的窘境。
同年，台灣茶葉節節退守的外銷量，壓縮到10000公噸的防線。
一枝獨秀的烏龍茶已是外銷大退潮中的碩果僅存。
局勢演變終究如此：1980年代中期，台灣全力推廣的烏龍茶商品，跟國際市場的紅茶潮流漸行漸遠，出現了生產過剩；國際局勢變遷，外交失利，動搖了國家主導茶葉外銷的力量與角色，於是還茶於農，產銷合一的生產方式形成；大茶廠時代結束後，茶農打散，自產自銷，但海外貿易的談判能力薄弱，轉而將茶葉投入了國內市場……。
1986年台灣茶葉的進口量首次超過輸出量，成為茶葉的入超國。
1987年，祈門紅茶獲得了第廿六屆世界優質食品博覽會金獎，中國紅茶重新與世界主流茶葉商品接軌。同年，台灣茶葉跌破萬噸防線，外銷量剩7820公噸。
一百多年來，台灣茶葉苦心經營的外銷市場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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