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期的紅茶崛起。台灣茶葉發展的歷史脈絡(4/8) @ 小農主意

圖片：1925年，台灣引進了大葉種阿薩姆茶樹。

1895年，台灣進入了日本殖民統治期。

日本對於台灣茶葉的推廣政策，是由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的殖產局負責的。

基於日本生產綠茶，為了避免台灣發展綠茶對本土產業造成不利後果，綠茶成了台灣不會去發展的茶種，另外，那時的台灣已擁有製作烏龍茶及包種茶的原料與技術，只不過台灣烏龍茶的主要市場美國，正好也是日本綠茶的最大輸出國，權衡利害衝突，殖產局決定將烏龍茶導向歐洲市場；嚴格地說，在烏龍茶與包種茶之間，自從1912年王水錦及魏靜研制出「台式包種茶｣，無論如何便被總督府認為是準國產茶，幾乎可以等同於英國研發出調配風味的格雷伯爵紅茶的技術那麼可貴，並投以更多感情認同，這項因素，讓殖產局給予包種茶更多的支持扶助。

縱觀市場，總督府殖產局對於台灣茶葉商品抱持著一種態度，即，最早發展的烏龍茶市場為美國，幾乎為英美洋行壟斷，包種茶的最大市場是南洋，卻多掌握於大稻埕茶商手中，至於紅茶，印度茶葉出口量已於1900年超越中國，同年，英國的紅茶消費量甚至成長到11萬3千公噸，台灣總督府的茶葉政策既不可能自外於世界潮流，這也是日本商社最有經營利益的地方，於是紅茶成為市場現實與急待追趕的目標。

雖然台灣紅茶於1906年的出口量僅有400公斤，但既然成為了官方政策，整個產業，便在日本商社與地方性茶農自發生產中快速地成長起來。

1910年日本台灣茶株式會社成立，在總督府補助及委託下，於桃梅埔心「安平鎮茶樹栽培試驗場｣專責生產紅茶，這家台灣唯一的製茶會社因為製造的紅茶品質欠佳，只維持了八年，便被台灣拓殖製茶會社合併，其後的日資企業以台北作為生產基地的三井合名會社較具代表性，其推出「日東紅茶｣品牌，企圖跟英國的「立頓紅茶｣分庭抗禮；致於地方性的茶農，就以新竹的發展最具規模，當地茶農以小葉種黃柑製作紅茶。

基於讓台灣茶葉的發展更科學化，更具產業效益，1914年，殖產局針對台灣的茶樹栽培狀況做了一次調查，當時茶農種植的品種中，青心烏龍為49.1%、黃柑18.9%、蒔茶13.6%、大葉烏龍7%、青心大冇1.7%、其他品種合計9.7%。

殖產局下轄的「安平鎮茶樹栽培試驗場」根據了這份調查，選定了青心烏龍、青心大冇、大葉烏龍與硬枝紅心等四大優良品種，引導茶農栽培。

殖產局的茶葉政策為多元化的商品發展，這項方針讓台灣烏龍茶倍感壓力。

除了外銷狀況變化無常，也要面對著清香系包種茶急起直追的挑戰，因此1918年的出口量，即使締造了13,166公噸的史上佳績，但次年退為6880公噸，再隔年萎縮至2890公噸，不言可喻，市場的消長反映出烏龍茶產業的危機感。

1919年，木柵張迺妙兄弟從福建安溪引進鐵觀音的茶苗，同時帶進了鐵觀音的製作工序，這是繼1912年，王水錦及魏靜從閩北系「香片｣研發出台式包種茶的新制之後，本地茶葉製程的又一個新起點，自此閩南系製茶方法傳入台灣，1930年前後，安平鎮茶業試驗所試行將鐵觀音的焙揉製藝及球形茶的形態特徵結合進台式包種茶，企圖研製出兼俱甘醇口感與芬芳香氣的茶葉商品，這階段的研發為後來烏龍茶的另一波變法留下伏筆。

此外，從香片到包種茶的形成，傳統烏龍茶流失一部份茶農的支持，而堅守烏龍茶路線的生產者為了競爭，除了製技走向精進，講究茶葉採作的品質，更從茶園管理發展出運用小綠葉蟬叮吮茶樹芽嫰部位的農法，生產帶有蜜香滋味與特殊口感的烏龍茶商品，1929年，台灣第十三任總督石塚英藏卸職返日前，以高價大量收購了北埔高級茶比賽的蜜香白毫烏龍，蜜香白毫烏龍就是「膨風茶｣，此種從傳統深化而來的商品，內斂地延伸了傳統烏龍的面貌與時代價值。

台灣烏龍茶的蛻變乃其來有自。

但已無法阻擋台灣茶葉走向群雄並起的局勢。

1915年，「台式包種茶｣從福建「花香茶｣製程獨立出來後的第三年，遵循福建煙煄工法路線的祈門紅茶，奪得了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這次的成功讓祈門紅茶天下聞名。

總督府感覺到台灣紅茶要打進國際市場，必需讓世人瞭解其中的秀異，於是決定將台灣的小葉種紅茶送往英國倫敦的茶葉拍賣場去品嚐，結果，卻只獲得了茶葉很香，滋味濃度不足的評價。在此辜且不論東西方飲食習慣的差異或考慮茶葉風土條件與製作技術問題，那時的英國可是首屈一指的紅茶強國，英國人說紅茶是什麼就是什麼，英國人的看法讓總督府的信心動搖了，同時產生小葉種茶樹不是那麼適合製作紅茶的想法。

就在這樣的背景，1925年12月，印度阿薩姆茶樹品種被引進了台灣。

值此台灣大葉種紅茶起步，烏龍茶與包種茶的競逐出現了全新的局面，1926年，包種茶的的出口量首次超越烏龍茶，從1912年「台式包種茶｣定型，不過十年多的光景，據守美國市場的烏龍茶退下了王者寶座。

包種茶得以擊敗烏龍茶，固然有其商品特色突出的條件，但也有一部份的原因來自於官方政策的偏袒。

實際上，包種茶在海外市場的開拓經營並沒有比烏龍茶好上多少，八成的出口量是集中銷往南洋爪哇的，也因如此，當1929年發生世界性的不景氣，爪哇政府又鼓勵當地人消費本國茶葉時，包種茶遭受重大打擊，整個東南亞市場的佔有率立刻大幅下滑。

幾乎是重蹈覆轍，包種茶的危厄與烏龍茶的情形雷同，原因不外乎對單一市場的過度依賴，若說現在有什麼救命仙丹能讓產業渡過難關，一定是一塊新的市場。

1932年，日本挾其軍國武力入侵中國東北並成立滿洲國，其採取了禁止中國茶及引入包種茶的措施，繼而侵佔華北，包種茶跟著進入推廣，這個時期，東北與華北替換並補救了南洋的空檔，也成了包種茶外銷比重九成的新市場。

而就在烏龍茶與包種茶纏鬥不休之際，國際茶葉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

1930年，專門製造紅茶的C.T.C製茶機問世。C.T.C製茶機不只是機械，其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新的製茶技術，一種新的茶葉商品的生產條件。

自有紅茶以來，傳統的製作形態皆為中國式手工揉捻的條索形紅茶，但C.T.C製茶機一貫作業的製程，快速生產碎茶形態的紅茶，機器大量生產出來的紅茶，色香味的品質穩定，價格低廉。

突然間，國際紅茶市場出現了供過於求的現象。

1933年，包括印度、錫蘭、爪哇等世界紅茶的主要生產國終於受不了紅茶價格的持續下滑，這幾個國家締結了「國際茶葉限制生產協定」，協議減產15%，這個協定給了台灣紅茶竄起的機會，隔年，台灣紅茶的外銷量快馬加鞭達到3290公噸，首次超越烏龍茶及包種茶。

1936年，殖產局仿效英國設置於印度加爾各答的植物園，成立魚池紅茶試驗支所作為專責研發紅茶的戰略基地，到了1937年，台灣紅茶的生產量來到6240公噸的歷史高峰，而包種茶2940公噸，烏龍茶2090公噸，紅茶一躍而過了包種茶及烏龍茶的產量總合，這一年，紅茶的出口量為5810公噸，這也是戰前的最高紀錄。